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均在保护所有权不受侵害，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同时发生。

但是如果当事人提出上诉，那么上级法院会在上诉过程中撤销原审法院的决定。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德、法均没有成文的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现有的做法也极为灵活，但其目标却十分明确，那就是查明事实。

该决定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的行政审判独立的宪法依据问题， 使行政法院正式获得了行政司法审判权而不再是元首保留审判权或委任审判权，因此可以说，行政法院至此才真正成为宪法意义上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审判机关。除非能够证明自己与案件有关的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约翰·古尔提亚法官向我们介绍到： 如果行政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遇到一个对审判必不可少且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么他可以向司法法院的法官提出该问题。这样， 即可以在审查对象的级别和审查方式上区别于人大对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进行的全面审查，也为人民法院在审级上与现有体系接轨留有空间。此时，紧急审理法官可立刻决定中止对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侵犯，且当事人如有异议只能到最高行政法院上诉。

对我国而言， 吸收和借鉴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经验对于丰富我国行政诉讼救济手段，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证据的取得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以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被告负担举证责任为一般原则， 这一制度的初衷在于平衡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李庆芳列举的两个方面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于主权在民的理解：在这里，民体现出来的并非是组织性和整体性，而是一种源初的、未被组织为单一集体人格的自发性和多样性，在这里，并不存在民的集体人格与单个个人之间的张力。

而领地的法律人格通常由自己的等级会议来承担。同年，袁世凯成功炮制出一部总统中心主义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赋予总统以总揽统治权的权力，将民意机关变成总统的咨询机构，其理论基础是：中华民国主权系从清帝转让而来，与法、美等国不同，因此可以采取独特的宪政体制。不理解那场大失败，也就难以把握我们的当下与未来。之所以选择康梁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二者在立宪派中扮演着最重要的新知识生产者和引介者的角色：康有为的儒家经学素养最深，在世界上游历最广，并具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

康有为提到的葡萄牙宪法情况也非常类似。康有为将其理解为与君、民相对的国，而王宠惠将其理解为国民全体。

可以想象，一个不熟悉外文，但又受到梁启超写作影响的读者，会很容易在nation、volk和staat之间划上等号。康有为将nation理解为国，强调的是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当然是nation这个概念的固有内涵。它不同于19世纪欧洲或民初中国的议会政党之处在于，它是直接通过社会运动来动员并塑造人民意志的政党，对议会政治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承担着对祖先和子孙后代的责任。

国民主权也未必重地方自治，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大革命其实进一步加强了法国的中央集权。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他就已经以坚定的语气来这样解释主权在民：盖中央共和，最高主权在国民，（最高主权在国家，而国民即代国家行使主权者，故亦可谓之在国民。他们主张的主权在国并非国际公法上的国家拥有主权的意思，而是与主权在君、主权在民并行的宪法学理论命题，旨在回应国内宪法秩序中主权归属的问题。

广土众民，国民不能尽会，则选代议士以代表国民之意，于是选举法出焉。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

后者相信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其总体具有不同于其部分的功能与目标，有时候有必要通过牺牲部分来促进整体。其中君臣门一节即提出处理君臣关系的最佳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

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那个高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的具体承担者是君主与无私的公务员阶层。而在伯伦知理/梁启超看来，卢梭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主权者的设想根本不具有现实性。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行政与立法关系上来。他将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解成为一个私法上的契约，个人想立就立，想散就散，因此指责卢梭不区分社会与国家，将一个变动不居的私人的集合当成了国民（volk）。公民之意向，屡迁而无定，又妄曰吾之意即全体之意也，而因以攻击主权，此大革命之祸所由继续也。这已经是对伯伦知理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了。

在刨除伯伦知理/梁启超对卢梭的种种误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伯伦知理/梁启超的实质性担忧：那些被假设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是否有能力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来建国，并在建国之后以主权者的身份站在宪法和政府身后，实行有效的自治？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成立的条件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从事实上的确构成一个具有自治能力、能够在日常政治中形成共识的共同体。中国民权已极张，而邻于列强，当以国权为重，故宜主权在国。

而1913年国民党的追求是将总统彻底变成一个虚衔，将实权归于由议会多数党产生的内阁。下文即转向梁启超，来验证这一假设。

与梁启超主要通过日文文献来了解德国不同，康有为曾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这种消失并非是被刻意遗忘，而是失去与政治现实的相关性。

主权所在的国家，因而也不仅仅是活着的一代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无数代人的实践层层累积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后二人如何帮助康有为理解nation，笔者缺乏相关史料。根据李庆芳的描述，民初主权在国与主权在民两大学说核心的差异在两方面：第一，就行政与立法关系而言，前者重行政，后者重立法。鉴于《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的国家（état）并没有提到土地的要素，梁启超概括的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对卢梭来说也是成立的。

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他从其所处时代的激烈国竞状况入手，得出固凡议员皆代表全国的结论。

首先，夫共和之立国也，去其治我者，而令人民自治也。故可以谋国民大多数之最大幸福。

笔者越过梁启超的介绍，阅读伯伦知理原文发现，伯伦知理其实并不完全抵制国民主权这样的用法，只要国民被理解为一个在现有国家形态中组织起来的、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有机体，他完全可以接受国民主权。因此，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在一个后君主时代，中国应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政治整合与国家建设？ 国民党将主权在民话语与其议会中心主义政体主张绑定在一起，其实质是通过政党－议会来对国家实现政治整合。

在该文件中，国民党作出了重视国权的姿态。北洋政府要实现国家的整合，就必须将辛亥革命后半独立的南方各省真正融合进北洋集团的行政体系。极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迈斯特（Maistre）即以此为据，指出共和国制度下代议制实践和人民主权主张的矛盾：人民的权力仅限于推选那些被指定的人，人民不仅不能给自己选出的代表以特别委托，而且法律总是力图切断代表与其各自省份的一切关系.。如是者，其国之政，恒视多数人之趋向，以决从违。

而世袭君主的地位，正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自称的那样，是第一公仆，并充当着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人格化代表。  六、尾声 主权在国论在晚清的出现，本身是晚清国家整合危机的产物，它所参照的是普鲁士－德国通过君主领导下的行政体系对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路径。

本宪法所规定各机关，即所以代表共和之实也。这种领导者是无法与他人平等订立契约的。

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二个批评。梁启超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各种社会力量无法靠自身力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因此应当接受一个居于社会之上、作为协调和裁判权威的国家。